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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是做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内蒙古地区史研究。出版论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及自治区级课题6项。
摘 要：对于匈奴手工业的研究，考古学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支撑。从功能来看，匈奴的手工制品主要包含生产用品、生活用品、武器、祭祀礼仪用品以及工艺品。从材质来看，有金属器、毛皮制品、木器、陶器、骨器等等。匈奴手工业基本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不会刻意为市场生产商品性产品，即便出现剩余产品也只是以物易物。匈奴手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周边地区文化元素和先进生产经验，创造出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手工艺术，是中国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手工业是古代经济生活的主要部门之一。北方民族手工业受生态环境和游牧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与草原社会和游牧民族相统一的特质。与此同时，北方民族手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和先进生产经验，创造出了多元共存的手工艺术，是中国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梳理学界目前的相关成果显而易见，整个北方民族手工业的研究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首先，一些全国性的手工业类通史，对北方民族及其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区的手工业往往鲜有提及。例如在业已出版的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古代卷）、刘国良《中国工业史》（古代卷）、季如迅《中国手工业简史》、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郑学檬《中国企业史·古代卷》等手工业的专门论著中，就没有涉及古代北方民族手工业的发展状况。2004年出版的魏明孔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是对我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状况的一次系统阐述和全面总结，在手工业史的研究方面具备极其重大的引领和启示作用。然也不得不指出，这套书中涉及北方民族手工业的内容也很有限，且较为分散。以上诸书虽少涉及北方民族，但是皆为中国手工业领域的前贤之作，借鉴和学习这些已有成果的学术思路，对于北方民族手工业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其次，一些以北方地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也很少涉及北方民族手工业。例如程民生所著的《中国北方经济史》，主要是以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为空间范围展开探讨，对于古代北方民族生活的内蒙古及其以北地区经济不见着笔。类似的情况在学界目前经济史的相关著作中是比较普遍的。再次，专门针对北方民族的通史类著作，着眼点多集中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经济研究内容较为薄弱；而就经济领域，则更多的关注游牧经济，涉及手工业的篇幅很少，其内容也主要是对各民族手工行业的概述和介绍，没有展开专门的研究。总体而言，对北方民族手工业发展状况的整体研究目前仍然非常薄弱，这对于北方民族经济史和中国手工业史的研究来说都是缺失的重要一环。笔者在早前的一些文章中探讨过北方民族手工业整体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其行业特征。北方草原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虽然一脉相承，然受时代特点和民族特征的影响，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也存在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本文拟对匈奴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
目前检索所见，关于匈奴手工业史的专门研究仅见李春梅《从手工业透视匈奴文化》一文，文章以匈奴手工业的发展特征为视角，论述了北方民族在构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在研究匈奴历史的专著中也有涉及匈奴手工业的内容。如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和林幹《匈奴史》中，都有匈奴手工业情况的简单概述；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第二章第三节“匈奴物质文化特征”以简报的形式对匈奴出土的各种材质的器物做了介绍和说明，并从这些器物本身判断匈奴有较发达的手工业。另外，一些从文化视角入手探讨匈奴艺术的文章也或多或少涉及了匈奴金属制造业的发展状况，这类型的论著有徐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乌恩《中国北方青铜透雕带饰》、张景明《匈奴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象征》等。除此之外，与匈奴相关的考古学简报对匈奴出土的一些手工业制品有详细的介绍，是研究匈奴手工业必资的参考资料。如蒙古国策·道尔吉苏荣《呼尼河畔诺彦乌拉匈奴墓发掘记》，前苏联学者鲁科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田广金《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赵生琛《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郭素新、田广金《西沟畔匈奴墓》，伊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等等。上述考古简报对匈奴出土器物做出了说明和分析，具有很强的资料性。这些资料显示，匈奴手工业主要存在畜产品加工业、金属制造业、制陶业、木材加工业、车辆制造业等。手工制品从功能来看，主要是生产用具、生活用品、武器、祭祀礼仪用品以及工艺品。本文依据以上考古资料，对匈奴的手工业部门择要加以论述。
畜产品加工业是匈奴最传统、最典型的手工业之一。对于匈奴人而言，围绕动物的皮毛肉乳等系列原材料来加工和制作，关系到每一个牧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和必不可少的工作。畜产品加工的生产原料可以就地取材、相对充足，因此这一行业始终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他们不会雇佣专门的匠人，因为几乎每个成年的匈奴牧民都会制作皮毛制品。且由于明显的家庭和社会分工，妇女更多地承担了这方面的任务。
匈奴皮毛加工的基本的产品有毡帐、毡席、毡毯、衣服、靴帽等。毡即用羊、驼等动物皮毛经湿、热、挤压等物理作用后制成的块片状无纺织物，拥有非常良好的回弹、吸湿、吸震和保暖性。一般制作穹庐用的毡帐以粗羊毛皮加工而成，室内保暖和内墙装饰的毡席和毡毯用细羊毛加工。匈奴人的毡毯绘制有各种图案，简单的有条纹、涡旋纹，更复杂一点的有动物之间的搏斗场面，如双头的怪物、鹰攻击鹿、牛和狮子搏斗等图案。在诺彦乌拉匈奴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色的帷幔式的毡毯，以毛线织成，上绘有几何图形和虎纹，织物为赤杨色。在虎纹饰图案中以黑色带状环纹缝制出虎身脊背，在两端以刺绣工艺分别绘制出栩栩如生的虎头虎爪形象，这些纹饰与匈奴青铜器的纹饰非常的相近。从这些出土毡毯的图案和工艺来看，匈奴人主要使用锁针织法和平绣针织法的缝制工艺，他们已掌握了染色、提花、刺绣、植物色素提取等手工技术。另外，匈奴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明显来自于域外的织毯，在诺彦乌拉Ｍ6和Ｍ12匈奴墓葬中就出土了刺有椰子树、花鸟走兽、风景的毛毯和毡毯，这种图案被认为是典型的希腊式的手工制品。这些域外品通过战争劫掠、朝贡、交换等方式进入匈奴，在实物传播的过程中，也带动了技术和工艺的交流，很显然匈奴的毛织技术受到了西亚甚至更远的欧洲技术的影响。匈奴本土制作的毡毯上的大树形象就被认为是典型的西亚艺术形象。
匈奴的服饰多是皮毛加工品，匈奴人将动物皮加工成皮革，做成皮衣、皮裤、皮靴子，或者将畜毛捻成毛线，制作各种毛织衣物。这种材料的衣服既坚韧耐用，又可有效地对抗蒙古高原严寒的天气，因此在匈奴社会是普遍的服饰和保暖制品。匈奴服装样式一般为上衣下袴。上衣称为“褶”，左祍，即衣服开襟向左，有圆领和交领的样式，身长过膝或者更短一些；下摆及袖口有镶皮毛者，袖口较窄，少有纹饰和图案。下衣为“袴”，样式为小腿以上宽松的褶裤，有与足套和袜子连在一起者，也有束口长裤，即俗称的灯笼裤，上面肥大，下面窄下束口；裤腰系带子，以毛线缝制，贵族也用丝绸。匈奴所居之地，地寒多风沙、蚊虫，这种上下束紧的穿衣风格既保暖实用，又有利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状况。匈奴考古出土的衣物为此提供了直观的图像。在诺彦乌拉Ｍ6号墓中，出土了典型的匈奴样式的上衣、裤子和连裤靴样式的下衣。其中一件沙土色的上衣以丝织物制作，袖口、领口、衣襟处都镶有黑貂皮，裤子一条为毛线编织为主，另一件则为丝绸缝制。匈奴人还用猎获的野生动物如狐、貂等毛皮加工成“裘”，或者镶制在衣领、袖口等处，或者裁剪成坎肩、披风用以保暖。在与邻国的交聘中，这类毛皮制品是非常名贵的礼物，在贸易交换中，也极受推崇，因此汉朝史臣记载匈奴的“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公元52年，北匈奴派遣使者前往洛阳贡裘，此处裘皮作为北单于求和之物，其必是制作精美之物。以上毡毯和衣物皆是匈奴的必需和消耗品，因此匈奴对皮毛的需求量很大，匈奴政权经常会让征服的部族缴纳畜皮，被称作“皮革税”。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匈奴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丝帛，一般为内衣或用于衣物的里子、系带、头发套等。在诺彦乌拉Ｍ6匈奴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多件精美的绣品，上有锦云、龙纹、鸟兽和神仙骑鹿的场景，绣品上还绣有“新神灵广”等字符，显然这些丝绢制品来自中原。《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好汉缯絮食物”，汉人中行说指出，“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可见丝绸、锦帛等丝织品虽然精美但并不适合匈奴社会的生存环境。这些物品一般从中源流入，为贵族所拥有，对普通牧民来说恐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精美的丝绢物品。在已发掘的匈奴墓葬中，只有大型的贵族墓才有丝绸出土也证明了这种推测。因此虽在匈奴的考古遗存中多处出土了丝织品，但是应多为外来品，匈奴社会无论是官营还是家庭作坊都还不具备独自制作这类纺织品的手工技术。
除皮、毛织品之外，畜肉、畜乳和畜骨也是畜产品加工的主要的组成原材料。匈奴肉乳的加工从单一化逐渐发展为多样化，从早期食生肉到单纯加工成熟食，后逐渐采用烤、烘、煮等多种烹饪手段，制作成酱肉，煮熟后晒干制成肉干，便于保存和携带；畜乳制成奶酪、奶酒、奶油、奶皮、奶酥等奶制品。骨器一般会制作弓矢、箭镞、骨饰、骨制工具、筷子、篦梳等，这些物品，在匈奴的考古遗存中均有发现。铜器和铁器出现后，骨制品部分被取代。
金属制造业在古代游牧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强弱。匈奴的金属制造业是其手工业中较发达的行业，对草原地区古代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匈奴的金属器有金、银、铜、铁制品，产品品种类型很多，大致可分为武器、装饰品、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具等。
匈奴人曾经常使用青铜器。公元前7～前3世纪的匈奴墓葬中，有不少随葬的铜器。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俄罗斯外贝加尔的伊沃尔加城以及蒙古国的诺彦乌拉等大型的匈奴墓葬内，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这些器物多体型较小，方便携带。匈奴青铜器种类非常之多，兵器有镞、短剑、刀等；日常生活器具有炉、炊具、镜、铃、壶、三足香炉、三脚烛台、钟、炉、勺等；车马器具有马衔、马镳、马面饰、铜颈饰、盘角羊头形辕饰等；大型的青铜器则多为煮器，有铜鼎、铜釜。鼎是用来煮肉或盛肉的青铜容器，体积比较大，有圆腹三足和方腹四足两种，腹下烧火，鼎口有耳，便于抬举。釜的底部为半圆形，无足，可直接安置在类似于炉灶的支撑物上，下支火进行煮、炖、煎、炒等。装饰品有管状饰、冠饰、扣饰、耳坠、项圈以及马、牛、羊、鹿、狼、虎、熊等各种动物雕塑和动物纹饰牌。其中青铜装饰品上非常典型的是与游牧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纹，这种纹饰一般出现在饰牌、饰扣上，形状以长方形和椭圆形居多，多数的饰牌都有孔、钩或是钮。如在西岔沟出土的双牛纹、双驼纹、双马纹、双鹿纹、双兽咬斗纹等图案的牌饰，以浮雕、透雕、阴刻、线刻等加工技术刻画出生动的动物形象，具备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此类纹饰在欧亚草原分布广泛，虽然对这些装饰艺术的起源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但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共性和相同的特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欧亚民族在手工技术领域内的交流和借鉴是显而易见的。
与匈奴同时代的东胡曾经一度臣属匈奴，在其控制境内也发现了铜矿遗址，遗址发现了采矿用的工具和冶炼设备。说明当时这里的居民掌握了冶铜技术。研究人员在对匈奴青铜器进行研究后发现，其表面镀有纯锡、铅锡合金，镀锡层青铜器呈现出银白色的光泽，不易生锈。“可以认为鄂尔多斯制品中的表面镀锡技术，是当时活跃在这一地区草原游牧部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技术特征，为古代少数民族金属工艺史的研究谱写了新的篇章”，反映了以匈奴为代表的早期北方民族不可以小看的创新和创造力。
公元前3世纪以后，匈奴进入了铁器时代，青铜制造的武器和生产工具逐渐被更为坚韧的铁器代替，但铜器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匈奴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铁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民族载体。在相当于公元前7世纪到前3世纪的匈奴石板墓中出土了铁器制品。主要种类有马具、武器和工具，如刀、剑、镞、钉、马衔、马镳等，说明匈奴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至少不晚于这一时期。公元前3世纪开始，匈奴的铁器制品已经相当普遍，运用于军事、生产、生活的所有的领域，且出土的铁质马具、工具等都较之前更精致，质量也比之前出土的要高。在色楞格河流域的伊沃尔加河下游的伊沃尔加匈奴古城发现了大型的生产房屋，里面有废弃的炼铁炉子和铁渣，该地应为匈奴的一处冶铁基地。
与青铜和金银制作比较而言，匈奴的铁器制作流程与工艺相对简单，注重实用性，这也方便铁制品大规模的铸造。匈奴政权建立之后，武器的制造由大型的官控冶铁基地承担。匈奴出土的铁具中，武器主要是铁镞、铁刀和铁剑，长短和种类各有差异，分有柄和无柄，柄多为木制。铁镞数量最多，根据其具体的形状，马利清总结为7种类型，在中国北方到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中都有出土。匈奴铁制马具数量也较多，在伊沃尔加古城和诺彦乌拉、补洞沟等匈奴墓葬中都有出土，其中马衔、马镳样式丰富，做工丝毫不逊于中原。铁制马具和武器的出现，是匈奴社会快速地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匈奴政权建立的有力推动因素。匈奴的农具也多是铁制品，随着与中原交往的加深，匈奴境内的农业成分有所增加，很多进入匈奴的汉人仍然以种地为生，因此农具的数量也出土了不少，如铁犁铧、铁锄、铁铲、铁镰刀、铁锸等。这些农具与中原的农具类似，很显然是受到了汉人的影响，或者本身就是汉人制作的。
铁器的普及对于匈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铁器制造业至此也成为游牧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产业，大幅度的提升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和生产力。
匈奴时期，金银制品在贵族生活中受到偏爱。在蒙古国诺彦乌拉墓葬，俄罗斯伊沃尔加古城，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阿拉木图州，中国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玉隆太、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准格尔旗西沟畔等墓葬中均发现了匈奴的金银器。匈奴金银器种类以项饰、耳饰、腰饰为多。项饰有方形金属珠、镶金边蚌饰等；耳饰有耳坠、耳环、串珠等；腰带饰多为饰牌和饰扣。此外金制品中还有各种形状的饰片、金铂、金留犁等。这些金银器多以马、羊、鹿、虎、刺猬、鸟等动物单体造型和动物之间的咬斗造型装饰，如鹰形金冠饰、虎牛咬斗纹带扣、羚羊形金饰件、狼鹿纹银缀饰、虎衔羊纹银项圈、虎鸟纹饰牌等浮雕图案形象生动，工艺精湛，是匈奴金银器中的艺术精品。
相较于铁器和铜器而言，匈奴金银器制作更加精细，设计精巧，形制多样，反映出匈奴在金银加工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林幹先生指出：“从能包金、镀金、压片、锤揲、凿孔、抽丝、焊接等技术观之，其工艺水平已属不低。”随着汉匈交往的加深，匈奴金银器受汉朝影响明显，“金银器出现了银筒、银匙等生活用具，均素面，用银片打制，显示出原始的粗朴之风。装饰品上的纹饰，讲究祥和气氛，反映了匈奴金银器造型的时代特征。在工艺上，已由浅浮雕发展为高浮雕，透雕技法大量使用，新出现包金、掐丝工艺，使匈奴金银器成熟发展起来。”在匈奴金银器中出现的“怪兽纹”形象，在中亚斯基泰艺术中也很流行，由此能够认为匈奴金银器加工艺术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匈奴的金属制造业融合了中西文化特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匈奴政权建立以后，金属制造业基本为官营手工业，政府作为生产资料的掌握者，能够最终靠强权征集手工技艺者，集中力量进行技术专研，从而逐步的提升金属制造业的生产力水平，最终创造出了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金属制作的产品，为中国金属制造业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制陶业是匈奴重要的手工业之一。从目前出土的匈奴陶器来看，匈奴早期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多为手制，制作较粗糙，大多数都用在存储和饮食用具。在蒙古国石板墓中出土的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陶器一般是粗土的罐、瓶和坛，口外翻，扁圆形，有粗颈脖和细颈，外部有横纹或垂直条纹。在我国北方桃红巴拉墓葬中出土的三件陶罐，素面，火候很低，陶质疏松，均手制。器形较小，罐子呈筒状，直腹，口稍侈，直唇平口，下部稍内收，平底稍圆，放立不稳。公元前3世纪之后的匈奴陶器，在种类和形制上有了增加和丰富，出现了少量的轮制陶器，以慢轮修复为主，少量采取快轮工艺技术。色彩方面除了灰陶之外，增加了褐色陶、红陶和黑陶。器形主要有各种形状的陶罐、陶碗、陶鬲、陶瓶、陶壶、陶缸、陶碗、陶盘、陶尊等。其中罐的种类最多，有口外侈、鼓腹、小平底状的小口圆腹罐，大口卷沿的浅腹罐、深腹罐和直腹罐，这些都是匈奴代表性的陶器。器罐有细颈和粗颈之分，器身外壁光滑。在诺彦乌拉墓葬、伊沃加尔古城、毛庆沟墓地、崞县窑子墓地、补洞沟墓地、西沟畔墓地、玉隆太墓地、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墓地等匈奴墓葬中都发现了类似的陶器。器表装饰常见刻划水波纹、滑压暗纹、凸弦纹、凹弦纹、斜线、网格纹、绳纹、三角形折线纹、堆纹、蓖纹等。其中较为常见的装饰是单线水波纹的图形，纹饰多出现在颈部和腹部之间，也有单一纹饰从罐口直接滑压暗弦纹至罐底。还有的器表装饰则采用组合纹饰，即在肩颈部加凸棱旋纹和凹弦纹，在陶器的颈部和肩部相接处或腹部，用水波纹划分出边界线，并与其它层次的图案相区别，腹部则采用网格纹、堆纹等多种纹饰装饰。俄罗斯伊沃尔加城址和蒙古国中央省博尔努尔苏木出土的匈奴陶罐大多也采用了这些装饰技法。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现的陶罐——卷缘，圆唇，高领，溜肩，深腹，平底，颈肩处都有凹弦纹、间断绳纹装饰，腹波浪纹和交错绳纹——也属于这种装饰。以上出土的匈奴陶器，反映出匈奴制陶业的制作技术正经历从手制发展到轮制的过渡。在形制和装饰技巧上部分地借鉴了战国时期和汉代中原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如暗纹和肩颈之间加凸棱，则是中原流行的装饰手法。
匈奴陶器通常用于盛器和炊具。在桃红巴拉发现的直腹素面夹砂褐色陶罐底部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可见其在随葬之前是烹煮之具。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和蒙古国发现的一些匈奴墓葬中，出土了这类型镂孔的陶器，孔直径约一到两厘米。据策·道尔吉苏荣推测：“匈奴人储藏谷物的方法，是把谷物装在一个下部有孔的大型陶器里，然后放进地下室或放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里。”在匈奴墓葬中也发现了这类装有谷物的陶器。另外在文献记载中，还提到了且鞮侯单于之弟於靬王在北海射猎时，曾赠与苏武一件名为“服匿”的陶缶，为装酒盛器。可见陶器是匈奴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生活器皿。由于陶器本身较金属制作的产品廉价，因此在普通牧民的匈奴墓葬中，陶器是主要的随葬品。但由于其脆而易碎的质地，相关墓葬中出土的匈奴陶器多为碎片和器耳。
草原地区车辆的用途很广，驮运妇孺老弱，迁徙时运输物品，宿营时围栏畜群，还可以围猎野兽。匈奴早期生活的阴山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很多以车辆为题材。早期车型有简单的单辕两轮车，可见清晰的舆、轴、辕，后来逐渐出现了辐条，没固定的数量。较晚一些的岩画中还出现了双辕双轮车、双辕四轮车等较为复杂的车型，一般由马套驾，根据车的大小、形制不同，套马的数量也不等。盖山林认为此可能为匈奴的遗存。虽然这种观点还存在分歧，但是足可以反映车辆制造业在北方民族中的悠久历史。据王子今考证，在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103中出土的2件牛车模型是世界上最早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疑为秦人发明。而在阴山岩画中也出现了双辕双轮多辐车的图案，王子今据此推测这些车辆岩画的年代应该在秦汉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则阴山岩画中的双辕车辆图至少有一部分是匈奴人遗留下来的。但客观地说，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匈奴车辆图与秦朝出现的双辕车辆谁的时间更早一些。
匈奴车辆的形制、大小和装饰根据实际用途和主人身份的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种类有运输车、战车、篷车等。篷车有车厢，车厢上部以木棍和毡帐搭出帐篷，这类车主要是供人乘坐或是迁徙时的临时住所。贵族妇女的乘舆则在篷车的基础上装饰得更讲究一些。在阴山岩画的车辆图中，有双马单辕车辆、双马双辕中舆车辆、单辕双轮多辐圆舆车辆、双辕双轮多辐篷车等不同图案，表现出车辆的结构、造型逐步成熟，逐步完善。文献中还记载了一种名叫“轒轀”的匈奴车辆。《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引应劭语：“轒轀，匈奴车也”。“轒轀”车更早的记载见于战国时期的《孙子·谋攻》《玉篇·车部》《墨子·备城门》等文献中，据记载，其车四轮，车上设一屋顶形木架，架外蒙以生牛皮，并涂以泥浆，可防敌之矢石火攻；车内可容十人，攻城时将其推至城下，人员在其掩蔽下，可安全靠近城墙。由此可见至晚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原的“轒轀”车为攻城战车车名。匈奴的“轒轀”车概以其形制和用途与中原“轒轀”车类似而被中原史家命名。就匈奴的生活习性和军事特点而言，其大规模铸造攻城作战车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此匈奴的“轒轀”车更多的是用于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汉书·扬雄传》所存《长扬赋》中记录，汉讨伐匈奴时以“砰轒轀，破穹庐”来彰显汉武帝之武功，此处以车辆和穹庐来代表匈奴，可见二者皆为匈奴社会典型之物。总体而言，与汉朝的车辆相比，匈奴车辆更注重实用性，对此《盐铁论·论功》描述曰“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
车辆制造业是需要金属制造，皮、毡加工，木器制造等多种行业同时配合的一种综合性手工业，其中以木材制造主体框架，包括车辙、车轮、车辕、车身等，以金属和皮毛加工各种各样的车辆的配件。在匈奴的相关墓葬中也出土了许多车辆的残件。如在诺彦乌拉Ｍ24、巴勒洛德墓葬中出土了木制的车轮；在诺彦乌拉Ｍ25匈奴墓、康德拉梯耶夫墓葬中出土了青铜车具配饰。匈奴车辆的产量很大，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以“胡车相随而鸣”——即匈奴车辆一辆跟着一辆行驶起来发出的声音——来形容贤良文学一方相互随声附和的情形。桑弘羊的比喻恰好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匈奴车辆鱼贯而行的场景——不仅数量多，且车轮和车上配饰会发出轧轧声和叮当声，由此也可见匈奴车辆给汉族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常常会俘获大量的车辆，例如109年，常山、中山汉朝军队打败了南单于，缴获穹庐和车辆数千；134年，在车师战役中，又获北匈奴车千余辆，匈奴车辆的制造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车辆的普及，为匈奴的生活、生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匈奴在战争中也灵活性更好。车辆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还可以代表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水平”。
木器加工涉及的领域十分普遍，包含了弓箭、弓矢的制作、车辆的制作和穹庐的制作等。
匈奴族制作穹庐主要以木制结构为主要支撑，包顶为拱形，有木制的墙架、天窗、椽子和门，以毡为帐幕。易搭易拆，便于携带。匈奴对于弓箭的消耗量非常大，其中的弓弧和箭竿即属于木器制作的范围。好的木材制造出来的弓张力大，弹力强，射程远，有着非常强的杀伤力。因此匈奴在制作弓矢时，对于木材原料的选择要求也高，多用松木、桦树等原料。匈奴大型的木材基地在阴山河套地区和河西地区，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河西地区张掖郡北边的匈奴辖境也出产优质木料，西汉中郎将夏侯籓上报大司马王根云“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西汉也曾经试图向匈奴索要该地，单于以“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为由拒绝了西汉的要求。
匈奴墓葬出土的棺木做工精细，木板之间的契合和镶嵌严丝合缝，以榫卯固定，各种支架、构建平滑、圆润，以此情况来判断，匈奴人在木器制作的步骤中使用了锯子、刨子、凿子、钻、斧子等工具。在匈奴的相关墓葬中还出土有多件木制马鞍、鞍桥、动物雕刻、桌椅残件、弓箭、盛器、器盖、车辆残件、木楯、各种大小不等形制不等的木制构件等等，可见木制品在匈奴日常生活中是比较普遍的。随着匈奴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和草原地区农耕成分的增加，木器制造业的工种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加，制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突出反映在草原城市、塔寺建筑中独具特色的木质结构。
手工业是匈奴社会不可或缺和替代的重要行业，给匈奴经济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对于提高匈奴民族的战斗力，促进匈奴地区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带动匈奴境内的交通运输、城市建筑等综合性行业的发展都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其整体发展特征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匈奴最传统的手工业——畜产品加工业——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再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且由于皮毛加工业是利用草原生态环境发展起来的家庭副业，所以其制作技术要高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马长寿先生言匈奴的手工业商品“有许多是有很大成就的”，而这些有成就的行业就应该大多分布在在毛织产品和金属的制造上。匈奴的畜产品加工技术被其后的北方民族继承和发扬，并不断得到改进和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衣、食、住、行文化。畜产品加工业是北方民族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为满足生活需要所选择的最适合草原生存的生产活动。匈奴之后的数千年，畜产品加工业一直活跃在草原地区，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波及到草原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畜产品加工业逐渐被专门的工场手工业代替，不再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其次，匈奴政权建立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加专业和明确，生产规模和种类进一步壮大、丰富。统治阶层开始管理和控制重要手工业部门，尤其是金属制造业，基本被政权内部的贵族和诸王垄断，“其用途和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掌握着匈奴大权或在部族具有特权的人能组织制作这类手工业品，并使这些部门首先独立出畜牧业而成为专门手工业”。这种手工业发展模式类似于西周的“工商食官”，是当时游牧民族手工业发展迈进的一大步，对于整个草原社会的手工业发展而言，显示出巨大的推动力。就手工产品的功能来看，由于生产力低下，产量有限，匈奴人早期的手工制品主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匈奴政权建立后，手工业生产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匈奴人的手工业制品也用于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贸易，其中皮毛制品、马具的种类和数量尤其多。但是总的来说，匈奴的手工产品还主要是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非市场化产品。
再次，匈奴手工业在草原这片土地上产生、发展、传承、延续，形成了具有与草原地区和游牧民族相统一的特质。匈奴民族通过手工业的形态和发展，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习尚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例如在民族习俗方面，突出表现了草原民族对牲畜的依赖，各种动物形态、动物纹饰成为草原手工业艺术中的典型造型，反映了生活与生产的有机结合。在民族思想意识的引领下，手工业制品中的民族风情尤其凸显，如动物饰牌、骨饰带扣、毡衣皮靴等，展示出了匈奴民族的独特的审美和对草原的热爱，使手工业的发展更具活力。这种具有着强烈民族、区域特征的设计理念，体现出了北方草原社会的文化品格和秉性，直至今日仍然在行业领域内显示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
第四，匈奴在传承和持续不断的发展本土手工业技术的同时，吸纳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和先进生产经验，逐步的提升手工业生产水平，创造出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手工艺术，留下了早期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实证。以匈奴金银器为例，在制作的造型和题材上都与斯基泰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各类型的动物纹饰牌、金珠项饰、各种配饰等都有相通、相近之处。但是在早于斯基泰文化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造型，也不能排除其影响斯基泰文化的可能性。如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在南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发现的斯基泰文化遗迹中，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金银器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战国晚期匈奴金银器既有相近的地方，同时又有一定的差异，这正是说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状况”。又如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物中发现的兽首铜刀，在属于商代文化的安阳殷墟和分布于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中均有相似的器物出土，可以认为匈奴在沟通南西伯利亚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匈奴手工制品中反映出的东西物质文化交流和影响，说明当时欧亚草原东、西两端的先民保持着物质交流往来，他们的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习俗风情等都随着物质和技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而产生了相通和共融。而匈奴技术交流和器物的传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发挥了突出贡献。
【注】文章原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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